人民日报新媒体平台专版 || 2019年度最具升值潜力艺术家一一包海燕作品欣赏

2012年入选《翰墨情》，中国书法家协会西部教育基地学员作品晋京展；

2013年入选甘肃书法名家百人作品展；

2016年作品入展甘肃省首届“恒正杯”文化助推精准扶贫书法展。

作品刊载收录及专著：

作品被《书法导报》《书法报》《甘肃法制报》《天水日报》《天水晚报》《中国城市年鉴2010年卷》《甘肃风采》《陇中景象》等刊物刊载，并被收录国家和省市多部书画作品集，出版发行《包海燕书法集》。

我的书法观包海燕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书法艺术作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艺术传统的国粹，在诗意般的国度历经几千年沧桑而繁衍不息，且在今天不断发扬光大，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其它艺术门类无法比拟的。她以浑穆而灵动的抽象线条熔铸了充满憧憬和浪漫的民族审美情愫，孕育了灿若星辰的书家墨客，丰富了世界艺术的宝库。面临浩如烟海的书法文化，群星璀璨的传统书法艺术宝库，如何科学衔接传承与创新、创新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书法学习须先“入古”再“创新”

当代书法艺术从改革开放至今，张扬个性、注重表现的艺术特征已全面凸显出来，正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书法的艺术创作从技法到理论观念、从内容到形式、从表象到意蕴，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艺术家们不断进行着新的尝试和探索，追求新时代的审美取向，对传统经典的继承与研究也日益重视起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演进，人们对书法艺术的认识产生了新的观念，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诸多困惑与问题。诸如在强调“笔墨当随时代”和追求创新性上，当代人普遍存在对传统的隔膜，导致了书法方向的迷失，一些作品盲目求新、求异，书法因之严重偏离了应有的轨道。这种求新求异的在探索实践中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缺乏一定的文化积淀状态下的创新却未必具有真正的历史价值。

当前的现实问题是，我们如何继承千年书法艺术的积淀，以艺术的视觉重新去审视经典、溯其渊源、析其流变，重新认识书法艺术的经典，并循故出新。

经典书法创作，体现书家的思想感情与精神世界，更蕴含时代精神和特色。那么，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前人经过长期艺术创造凝结而成的优秀艺术成果，并成为被后人效法学习的典范。这些具有学术价值意义的作品，方能树起历史地位。历史上黄庭坚、王铎、徐渭、黄道周、倪元璐、董其昌等许多书家，他们之所以被世人称之为大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书作兼具传承与创新，融汇时代气息，并格调高雅。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即书法史上虽不长于创新，但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样会赢得历史地位。赵孟頫在保护、传承汉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传承二王经典帖学方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再譬如现代书家沈尹默，他是继承传播二王经典法帖的。他之所以被称作大家，不仅因为他的书法，更为重要的是民国时期碑学笼罩着整个书坛，帖学式微，沈尹默率先垂范精研二王帖学，使整个书坛沉寂多年的帖学苏醒过来，为现代乃至当代学习二王经典帖学奠定了基础，使二王帖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

从“二王”的书法风格的形成来说，他们书风的精髓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因在他们之前也有正宗的书风，也有经典，但“二王”就是不断吸取前人的书法营养，吐故纳新，逐渐形成自家新风格并成为新的经典。艺术的生命力在于源源不断地创造，书法艺术更是如此，当代书法的面目应该是建立在对前人继承的基础上，循故出新。通过自己的见解和认知，遵循艺术规律，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从而创造出更加鲜活的书法艺术作品来。

我认为学习书法要“深入经典、切近魏晋、入古出新”。“深入经典”就是研究几千年来的书法传统，“切近魏晋”就是尊崇以“二王”为体系的书风，“出古入新”就是在继承中创新。当然，对于经典的诠释仍然需要对文化的深刻理解，也需要对传统的认同和感悟。“出新”必须依附在“入古”的基础之上，先做“书奴”，后做“我书”。我学古以“二王”、米南宫等为师，后涉及明清大草书，对小行草也钟爱有加。如今，每天读帖、精临、创作已成为自己的日课。

在总结我学习“二王”书法的经验时，我归纳出七个字即“专精、博取、字外功”。就是说学习“二王”法书要精临，捕捉细微，以求专一，打好坚实基础，达到形神兼备；在专精的基础上，感觉专一书体上的某些欠缺，再有取舍地临习其他碑帖，博采约取。在提高自己书法技能的同时，使其书法作品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思想内涵，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就要不断加强字外功的充实和修炼，临摹古代法帖不单是对古人法书的继承，还应是对古代文化的学习。我喜欢对古人法帖作字外的审读，以了解古人情趣、古人的追求，探寻书法背后的历史踪迹、文学价值和审美倾向，以涵养艺道，使得自己的作品确保书风自然清新，妍雅适度，内涵深邃。

二、书法创作的“四个要素、一个灵魂”

书法的创作，我认为要抓住“四个要素，一个灵魂”。四个要素是：用笔、用墨、结字、章法；一个灵魂是：抒情性。

中国书法技法范畴的用笔用墨、结字和章法里面体现的意象思维理念十分清晰。中国人评价书法笔法美时讲“藏露互见”、“方圆兼备”、“纵收得体”、“中锋用笔、侧笔取势"等。中国历代文化人对书法笔势美的理念最清楚地体现着阴阳对立统一观。当代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在文章《书法矛盾律》中，用运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解读“笔法”，他把书法用笔方法的对立统一讲得非常精辟。沿着宗白华先生的思路，我们就会理解到书法用笔的每一个审美理念都包含着矛盾对立统一的两方面：方圆、中侧、藏露、拙巧、纵收、疾涩、燥湿、盈虚、生熟、粗细、轻重等，笔法的交替使用，所产生的“内撅”、“外拓”的艺术品格正是将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气交融调和，所成之作就是“阴阳调和"、“刚柔相济”、中和为美的典范。一个成功的书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努力处理好书法笔势的辩证关系，以表达自己所需要的阴、阳、刚、柔的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书法的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最凝练的物化形态，一根有意蕴的线，就是书法家的“心线”。

书法中的用墨非常重要，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讲究筋骨血肉、浓淡枯湿的变化。筋骨血肉是靠水墨技巧的运用所表现的。陈铎曾《翰林要诀》中指出：“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又言：“水太渍则肉散，太燥则肉枯；墨太浓则肉滞，太淡则肉薄。”说到底，书家对水墨技巧能够熟练掌握、恰当运用，必会使作品水墨调和、骨劲肉匀、血脉连贯、风神洒落。相反，如果不懂用墨，只是“任笔为体，聚墨成形”，那便不成其为真正的书法艺术了。一般来说，作楷宜用浓墨，然不可太干，作楷最忌燥；行草则可燥润相间；大草作品，如果加以涨墨效果，又会给人以墨气淋漓、畅然痛快之感。书法创作中，笔墨不分家，一个书家墨法的成功运用，是与其扎实的笔法息息相关的，笔法精能者，往往用墨也能灵活挥运、无不如意。我们通过毛笔的灵活挥运，才能使浓淡、枯湿、燥润的艺术效果通过点画用笔呈现在观众面前。

说到结字，唐代孙过庭在《书谱》里面讲得很精到。他说：“至若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这里面翻来覆去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平正”，一个是“险绝”。这就要求在安排笔画、构造字形时必须注意平正与险绝的统一。我们看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徐浩、柳公权等历代大家的字，几乎没有一笔是绝对横平竖直的，但是每一个字的重心是平稳的。几乎所有的横画都是左低右高，没有后来仿宋字和黑体字那样程式化、规范化。“险绝”如果是阳刚之气，那么“平正”就是阴柔之气，二者合谐结合就是阴阳调和。结字的形式美从总的精神上讲就是“平正”和“险绝”的有机统一。清代傅山、王铎的行草书，郑板桥的“六分半书”，其结字的斜正变化十分突出，个性特点十分强烈，令人过目不忘。

至于章法，指安排布置整幅作品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呼应、照顾等关系的方法。亦即整幅作品的“布白”。传统典范作品讲上字之末接下字之始，讲上下连带、左右呼应；讲通视连行相承启复；讲气息联绵浑然一体。行草书更讲究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云：“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可见，章法在一件书法作品中显得十分重要，书写时必须处理好字中之布白、逐字之布白、行间之布白，使点画与点画之间顾盼呼应，字与字之间随势而安，行与行之间递相映带，如是自能神完气畅，精妙和谐，产生“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效果。

抒情性是书法的灵魂。“书者，抒也。”“书者，心画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古人十分重视书法的抒情性，将作品文字内容所表述的文学性与书法技法的艺术表现性结合，充分调动艺术家的思想情感，运用有个性、有意蕴的线条本身，表达书者的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王羲之《兰亭序》可谓抒情的典范，它抒发的是一种寄情山水之间的洒脱之情。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不安定，文人士大夫崇尚道家的某些人性自由的意识，许多文化人尚通脱、喜玄谈、饮酒、服药，游戏于山水之间，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在烦躁中追求静气，这种意识也自然影响到了王羲之，他的书法所追求的静气、中和、潇洒风韵的抒情性很自然就表现出来了。王羲之的书法是平中有奇，秀中有力，可谓“含刚健于婀娜”，这也可以看作是王羲之修养境界的一种自然流露。苏轼《黄州寒食帖》所抒发的是既有他在政治上的极大失意而愤懑的发泄，也有生活的苦涩艰难而不改初衷的坚定理念，兼而有之的是他在作书中信手点画，任意挥洒，“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尚意”风格。其书风沉着、苍劲、豪放，体势多变，刚柔相济。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那种轻灵、飘逸，也不同于盛唐时期的那种雄强刚健、法度谨严，他的目的，不是给后人树立楷则规范，更不是供统治者把玩赏鉴，而完全是感情的宣泄，个性的显现。

三、书家要涵养自身的文化底蕴

书法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始终难解难分。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对古往今来中国的人文、历史乃至一切事物都有深刻的渗透与影响，但那影响毕竟在逐渐淡化。唯独书法艺术的情况不一样，它至今仍是从头至尾、从里到外，始终保存着地道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体现和辉煌标本。因此，学习中国书法并进而从事书法艺术创作的人，必须要有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也要对传统文化有比较深刻而全面的认识，这样才能切切实实地感受、理解、把握、再现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和奥妙。

书家有必要加强理论修养，更要涵养文化底蕴。有经典书论的指导，才能较快提高书法的技能技巧，甚至是改变自己的书法风格或创作方向。理论一旦掌握在具有艺术感悟力的书家手中，便可以焕发出巨大的创作能量。理论创作兼擅的书家，往往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理论素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书家的超人识见与审美观念。

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可谓是开宋代写意书风的领袖，他们的书法风格各有新意，与他们深厚的文化修养与理论识见有关。正如苏东坡所言：“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又如黄庭坚关于草书的识见：“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再如米芾曾说：“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相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晚明几位书家，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他们的书作都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徐渭在《玄抄类摘序说》言：“自执笔至书功，手也；自书致书丹法，心也；书原，目也；书评，口也。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他认为使书法精妙的不是手而是心，因此，“心为上，手次之”。可见“精神”在书法中处于主导地位。王铎提出：“书未入晋，终入野道。”他还说：“学不参透古碑，书法终不古，为俗笔多也。”在清代帖学式微的情况下，阮元、康有为大力提倡碑学，一些书法大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历史机遇，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碑派书风，如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吴昌硕等。

追求学术是一种科学态度，它不至于使我们走错路或走弯路。有抱负的书家，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能与深厚的学养，更要有学术的高度与科学的态度，不断审视与调整自己的书法创作，方能有所创新，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四、艺贵道，书贵德

书法创作与评论历来强调“书品与人品”、“风格与人格”的一致性。要做一个合格的书法家，首先要净化自己的灵魂，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的人品不断得到升华，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也就是说，书法的创作要在艺术上达到崇高的境界，就必须坚持“德艺双馨”。

欧阳修在《集古录》中比较早就提及人品与书品的关系，对颜真卿人书合一推崇备至，“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但宋代论书还是多强调修养范围，到了明代之后，评书论人时才逐渐把人品论引入范畴。傅山在书法理论与批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命题，傅山先是写了一首关于“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的《作字示儿孙》诗，把“不好好做人”却驰骋翰墨、称霸艺坛的赵子昂当做靶子而进行一番攻击。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朱和羹认为品格低下的人，在书法技法上能修炼得不错，但意境上自然会流露出纵横刚暴，这就不是好作品了。我们知道，任何艺术表现形式都是源于作者内在身心修炼的外在表现形式，身正笔正，方有震剎之威（赵朴初古刹庙观的诸多牌匾正是如此），反过来讲，观者也通过作品在认真体味作者的修为，享受优秀人品的美韵。刘熙载《艺概·书概》：“写字者，写志也。”这种观点与傅山、朱和羹的观点很相似。无论傅山或是朱和羹、刘熙载，他们认为要有好人品然后才有好书品，这一观点是将道德人品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苟同“人品既书品”的提法，但学书必先立人，这是祖训也是当今社会应该提倡的原则。

要书法好，必须具备多种条件，但人品总是第一位的。项穆在《书法雅言·心相》：“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即《诗》云‘思无邪’，《礼》曰‘毋不敬’。书法大旨，一语括之矣……故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若所谓诚意者，即以此心端己澄神，勿虚勿贰也。致知者，即以此心审其得失，明乎取舍也。”项穆已把书法艺术的问题转移为伦理道德的问题，在他的儒家思想里，要写好字，正直的人品是先决条件。杨守敬《学书迩言·绪论》中，还是把品高排在第一位。他先引书法家梁山舟的话，说学书有三要，天分、多见、多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

实际上人品差的人也可能产生书法佳作，但因人品差，虽工不贵。苏轼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虽工不贵”也反映出观者对作者认同的心理接受程度，也就是认同感，这就是书法这门独特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地方。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在论书中也持这样的观点：“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这意思很清楚，人格低下的人，有的字也写得很好，但他的字纵然写得像钟鲧、王羲之那么好，也只是个俗人。

我认为叶恭绰先生谈艺录中的观点比较中肯，他指出：“第一为学问，学识丰富的学者，其态度自别于人。其言动、举止、皆可于字里行间觇之。第二为志趣，志趣卑下，贪财好色，影响于修养极巨，盖见解低下，即使于书法下苦功，亦卑卑不足道也。第三为品格，人品高尚，而又有相当修养者，不特其人令人钦仰，其片纸只字，亦令人敬重。孔子所谓‘诚于中，形于外。’其下笔，固已加人一等矣。”

总之，中国书法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上的美，更有一种“文化背景”，书法家在创作中体现的人格倾向与创作冲动的结合，使作品本身洋溢着一种时代的气息、历史的轨道和文化的氛围。书法好，人品也要好，“德艺双馨”这正是我们今天文艺界应大力提倡的。

来源：人民日报新媒体平台“人民号”作者上传并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