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岁的周威过着一种需要不断搬家的动荡生活。
这是一种与他曾经取得的成就并不匹配、也让观者感到困惑的生活。他是一位作词人，曾为电影《庐山恋》的插曲作词，李谷一、蒋大为、胡松华等知名歌唱家都曾唱过他写的歌。从2019年起，由于家中房子不适合腿脚不便的老人，他决定带着母亲租住在酒店养老。但在这期间，他们先后被美豪、古井假日和汽车城瑞立三家酒店要求搬离。今年5月，听说再次被提前解约时，95岁的周威母亲在房间里摔了一跤，导致脑出血、脑积水、脑中风等问题，还摔坏了肋骨和颧骨，被送往嘉定安亭镇的医院救治。同一时间，试图寻找新酒店的周威连续被当地的6家酒店拒绝入住，“他们一听我的名字，要么说没房间了，要么说要装修”。后来，周威母亲的由于病情严重必须持续住院，他只能自己在与医院相隔2公里的江苏昆山找酒店住下。
周威 ©视觉中国
尽管已有多家媒体报道过这些遭遇，但周威还是同意与我再聊一聊。在此前的报道中，他诉说过很多酒店服务不到位的细节：酒店不按合同拟好的标准提供餐食；按摩椅等设施的声音影响休息；工作人员禁止母亲在餐厅吃饭；自己房间与隔壁收费不一致；母亲价值1000元的假牙在酒店丢失……周威对我重复了相同经历，但他强调，不想追究这些，和酒店之间也不存在纠纷，他声称自己被赶走的真正原因是自己向有关部门反映了酒店的违法违规问题，比如非法集资、偷税漏税。
电话那头的周威大声细数酒店的种种问题，说到情绪激动处撂下一句“气死我了”，有时也禁不住疑惑，“那么多事都摊到我头上，不知该说我命太好，还是命太苦”，他将自己总能及时发现那些猫腻，归结于一种“天生的敏感”。每聊上一段，他都会补充道，“作为一个出身不好、没有学历的人，我万般珍惜自己的名誉，怎么会去碰瓷呢？”“碰瓷”是一些网友看完其经历后留下的评价——他有一台托酒店员工帮忙买的旧电脑，会看关于自己的每篇报道和评论。对于这两个字以及其他如“无赖”“精神病”等说法，他感到“非常恼火”，觉得“帽子棍子又来了”。
他希望大家不要用看待普通人的眼光看待自己，他承认，自己这样“在压抑中长大的人”比较较真，也有很多他人眼中所谓的缺点，那主要是因为“出身不好的影响”以及“家庭生活的缺憾”。周威的父亲是黑五类，很早就被抓起来了，从3岁起，他就跟着母亲生活。这样的出身让他的整个成长阶段都不断被“敲打”，“不敢有半点失误”。受这种心态影响，他在日后的生活中不仅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发现其他个人或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都会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或许是为了弥补因为出身而被轻视的失落，周威追求“流芳百世”，“留下自己的名字”。初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当工人，但在此期间他一直坚持搞创作、向当时的老一辈音乐家毛遂自荐，也逐渐成为一名“工人阶级出身”的音乐家。他的创作高峰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说自己“当时可红了”。但1994年自己开公司之后，他就没再写过歌了。
那种对于流芳百世的渴望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他告诉我，一位导演最近也联系了他，想拍一部90分钟的纪录片，叫《上海的儿子》。他建议对方拍得有新意一些，“由你或者找个著名主持人和我对谈，从生活到爱情，从举报到受迫害，然后中间穿插不同的画面。”我询问这个项目的进度，他回复，“我提一个创意，你们两家合作（指腾讯新闻和那位导演），一个电影版一个网络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周威发给导演的剧本提纲 ©周威
周威的讲述和想法清晰地呈现出，历史是如何在一个人身上长久地留下印记的。他有点像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沉湎于曾经创造过的成绩，也有着无法动摇的执念。
因为用不惯智能手机，周威还在用一款直板手机，和外界的沟通主要依靠短信和电话。第一次通话的前一晚，他给我发来短信，罗列了过去一系列报道的标题，让我先自己搜来看。那之后也时不时给我提供一些新的素材，比如某位教授对他的评价：你的优点被人当缺点讥笑，认为“此言大妙”；比如几家主流媒体在90年代关于他的报道，“永世不忘”老一辈记者对他的帮助；比如一连串问题作为我“写作大纲”的建议。后来，他让母亲的护工加我微信，发来数十张手写材料的照片，包括对酒店问题的阐述、过往履历以及他母亲的病危通知书。
相比安稳的生活，他更在意“老有所为”。最近，他仍在忙着举报，住过的几家酒店并不是他唯一的关注对象，前阵子他还向税务局举报了一家移民中介机构。某种程度上，他确实需要一些事情来分散注意力。他告诉我，当下是自己的“至暗时刻”，尽管过去也经历过大小坎坷，但没有一件像“即将失去母亲”这样让他感到恐慌。他至今孑然一身，未婚，没有爱人、孩子，母亲是他唯一的亲人。过去近70年的时间，除了出差，他和母亲从未分开过，每天无话不谈。但如今，他们无法继续一起生活，也无法再进行真正的交流了。在红星新闻的视频中，母亲躺在病床上问他：“你是哪一位啊？”他说：“我是你儿子小雷。”（小雷是周威的小名），几句对话后，母亲再次问道，“你是哪一位啊？”周威对此仿佛已经习惯了，又重复了一遍，但母亲没有再回应。镜头扫过她的面庞和身体，看起来苍老而虚弱。周威说病危通知书下了很多次，医生让他“随时做好办后事的准备”，他不知道随时是何时，一直很沮丧。最终，这个随时发生在10月17日，晚上9点多，我接到他的电话，他告诉我，“我母亲过世了”，他的声音听起来低落但平静。我问他接下来怎么办、是否需要帮助，他说自己没有亲人，正在医院里“六神无主”，便匆匆挂了电话。更晚一些，我询问护工周威的情况，对方回复道，“他很悲伤，好像自己也不能活了。”
以下是周威的讲述：
我必须要较真，不敢有半点失误
从2013年上半年开始，我就带着母亲离家养老了。我们在嘉兴一个养老社区的公寓住过6年，2017年12月，她在公寓大堂休息的时候被人打了，之后就不肯在那住了。我们又回到上海，但原来的房子年久失修，没法住了，只能住酒店养老。
我母亲不愿意去养老院，第一，限制老人自由；第二，没有法律法规可以约束它，出了事没人负责；第三，之前出过很多事，比如打老人耳光、虐待老人；第四，孤独。根据《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定，必须要征得本人同意，才能送老人去养老院的。我母亲不愿意离开我，母子情深，我也一起去又太早了点，也不大正常吧。不管什么原因，她不愿意去，我就不可能违背她的意愿。
住酒店的话，环境比较宽松，进出自由，设施也好。这是国家提倡的养老方式，央视、人民网、光明网、康养网都报道过。酒店养老是选择题，不是是非题，是生活方式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
我们前前后后住过很多家酒店，都很好，后来涉案并被我举报的有三家。这些酒店有种种恶劣行为，比如封控期间给我们吃青菜豆腐，吃得老人家面黄肌瘦，又比如我让他们帮忙买一台电脑，结果买的是二手的，对我们的收费比其他客人要高……其中一家的负责人还对记者说我到处敲其他客人的门、我母亲在走廊小便，完全是谎言。但我没追究这些，我举报的是他们违法违规的问题：不按国家最低标准给实习生发工资、让员工轮流下岗、偷税漏税、非法集资……今年5月，酒店要求我们提前搬离，我前后联系了安亭镇六家酒店，都被拒绝入住，他们一听周威的名字，要么说没有房间，要么要装修了。
©周威
这么多年，我住酒店的消费前后达到了40万，还经常问银行客户经理要礼物送给那些酒店负责人，想和他们搞好关系，比如高级茶叶、沐浴露、充电宝、进口食品……有的是该给我的银行卡赠品，有的是他们同情我自己买的。结果，我花了钱，敬了孝，带动了税收，拉动了消费，促进了就业，对政府有利的，却落得这个下场。
之前红星新闻的报道出来后，我看到有人说“周威是一道光”“越看越爱我这个老人”，还有人说“万一周威的母亲不在了，我愿意做他的朋友”“我愿意做他的保姆，免费为他服务”。也有很多人骂我，发表一些上纲上线的言论，说我敲诈、碰瓷，是精神病、无赖，帽子棍子又来了，又成“文革”那套了，看得我非常恼火。
因为出身不好，我这个人比较较真，我不较真，就不能参加共青团，我不较真，一首作品都发表不了，我不较真，根本进不到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后，我把这种较真用到了社会公益上，严于律己的同时也严于律人。
以前遇到类似问题，我也会举报，在税务问题上，我一共为国家挽回过上百万损失。我打过很多官司，律师都说我是怪才，这是我的可贵之处，也是所谓的让人讨厌之处，所以不要用看待普通人的眼光看待我。
©周威
尽管我有种种缺点，但它不是错误，更不是犯罪，可能有些人很讨厌，我不加评判，但大节上我是没问题的。
这些缺点的成因也很简单，心理学讲得很清楚，性格有缺陷的人往往缺少温暖的家庭。我的家庭生活不健全。我没有父亲，也没有结婚，缺少爱，父爱和异性的爱，所以大脑就有点扭曲了。我和母亲也沟通过这点，尽管她对我很不错，但不同的爱之间是无法相互取代和弥补的，就像青菜豆腐和鸡蛋牛奶提供的营养是不一样的。我客观地面对它，鲁迅说得对，“我经常解剖别人，但也无情地揭破自己”。
3岁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我是母亲带大的。这是个历史问题，因为我父亲属于“黑五类”，很早就被抓进去了，去世了。他的家人都在天津，我们也没有联系。
就怕人家谈起爸爸，我对他没什么印象，想都想不起来了。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同学们在一起，别人问“你爸爸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只能回避，但心里很不是滋味。
上学的时候，我字写得很好，老师叫我整理一份全班同学的材料，比如张三出身好，就在他的名字旁边画个五角星，周威出身不好，就在名字旁边画个叉，自己在自己的名字旁边画叉叉，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被侮辱，被损害，我那时候只有十几岁。再比如，工厂里，张三出个废品，很正常，我出个废品，就会被怀疑是“破坏生产”。我是受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长大的。
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不敢犯一点点错误。从小到大，不断有人敲打我，“不要走你爸爸的路”“你要洗刷自己”。我必须要懂事，否则就没有今天的周威，说不定就是个小偷、无赖、犯罪分子。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我觉得不管成为什么样的人，一定要流芳百世。因为出身不好，要通过比别人多几十倍的努力才行。
我是工人出身的音乐家，发表过380多首作品，《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都报道过。我也开过个人作品音乐会，上海副市长都出席祝贺，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都买过我的作品版权。
1972年，初中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因为不甘于当一名普通工人，开始搞创作。我能写歌词，都是外公给打下的基础，他是个落魄资本家，很有才华。6岁到10岁，他教了我很多，让我读唐诗宋词，看《红楼梦》，所以上学前我就能阅读和写字，还写过诗（笑），写的第一首诗我还记得：越南人民真英勇，打败美帝大饭桶。我对表哥吹嘘自己可以像曹植一样七步成诗，他让我拿“台钟”作诗，我说“小小一只钟，总是咚咚咚，要问几点钟，请看这只钟”，我表哥听完哭笑不得，说我将来可以写诗，必有大成就。
进厂之后，我什么都写，诗歌、歌词和新闻报道，写完就去投稿，希望赶快登出来，然后捧在手里，到处敲门去拿给人家看，我喜欢吹嘘（笑）。厂对面就有个邮局，邮筒每天的开箱时间是10点、14点和16点，我每次都投三封信，一共收到过300多封退稿信。我的想法是这样，你退回来一次，我写十次。
我也会收集各种各样作曲家的情况，通过写信或者直接敲门，去联系他们毛遂自荐。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作曲家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一点都不嫌弃我、讨厌我，他们一看“这么个小青年，这么有热情”，都很乐意培养我，满腔热情地带着我一步步往上走。
后来慢慢地，我经常被叫去参加各种学习班和创作活动，也开始发表作品。我写的第一首歌叫《小军帽》，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曲金月苓帮我谱曲的。我的作品第一次登上音乐会是1977年1月8号，我还发着高烧，但觉得自己真幸福。节目单一分钱一张，我买了20张，想送给所有人。音乐会七点一刻开幕，快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圣时刻要来临了，等唱到我的歌了，我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唯恐人家不知道我的存在。
“文革”期间取消了稿费制度，所以我写的很多作品都是无偿的，稿费恢复后，我拿的第一笔稿费是一块钱，可不得了，邮局的人问我“你怎么拿稿费了”，有人批评我是“名利思想”，厂里也有人议论说“周威怎么拿钱了”。我没有想过钱的问题，想的是终于留下了人生的轨迹，最好有一天能拿个国际大奖，也算没有白活一次。
我还加入了中国音乐家协会，过程也是千难万险的。一个出身不好、没有学历的人，怎么参加？是他们反复看我的作品，反复讨论，让我破格加入的。我知道后人都在发抖，要昏倒了的感觉，我很珍惜啊，我那时候29岁，从办公室跑出去，发现太阳如此灿烂，秋风如此怡人。
我能走到这一步，真的很艰难的，所以我务必珍惜自己，现在更是珍惜我的晚节和名誉，所以我怎么会去碰瓷呢？
1994年，我下海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没有再继续音乐创作，策划过很多大型活动，没有团队，编剧、导演和摄像都是我自己，做得还不错的，但后来被我注销了。2007年的一天晚上，10点多，我出门去给母亲买吃的，因为眼睛不好（1997年视网膜剥离导致的视力下降），没看到地上的一滩水，摔了一跤，右手摔成粉碎性骨折，神经也断了。
当时以为只是骨折，给手打了石膏，没拍心电图，没发现神经断了。其实也是医疗事故，但我没追究，医生也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我都会予以宽容。后来鉴定出丧失劳动力，提前退休了。
我这个人很实在、死板，既然办理了退休，有退休金拿，就不能再开公司了，否则就是蒙政府钱，很不道德。后来我也没有再继续创作，这个病痛影响了我。再说我母亲年事已高，我有很多精力都放在她身上，要陪她聊天、吃饭，帮她洗澡、洗衣服，不能让她感到孤独。
母亲是我唯一的倾诉对象
我是母亲带大的，小时候因为出身所经历的那些事，她经历得比我还多。有一次她和我说单位组织科叫她去谈话，问她怎么没把丈夫的情况写进材料里，她说“我离婚了”，对方说“离婚了也要写上去”，她也很难为情。她是个大学生，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物资局，领导介绍她和我父亲认识，我父亲对她隐瞒了家庭背景，解放以后结了婚，所以我母亲很倒霉的，我务必对她好点。
从小到大，我和母亲一直比较亲密，离不开对方。有一次她住院，我天天看着窗外，希望她能赶紧回来，她一回来，我就欣喜若狂。她也一样，我出差几天不回来，她着急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话，天天给我打电报，让我“办完事速回”。所以除了出差，我每天都回家，从来不在外面过夜的。
周威与病床上的母亲 ©视觉中国
我们话多的要命，她几乎是我唯一的倾诉对象，比如今天在外面遇到什么挫折，在哪里感到不愉快或者愉快，我如数家珍一样地告诉她。她听我说这些，总会告诉我“这都是小事”“看开点”“都会过去的”。她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没有头脑，不会说话，不会做家务，什么都不会，糊里糊涂的（笑）。比如说有人因为装修房子，问她借了5万块，结果没还，她说“算了，就当破财消灾”。
她真的很宽容很豁达，遇到什么事顶多大哭一场，所以能长命百岁，我做不到，我是活不长的，太纠结。
我们也有过分歧，会吵架，但最后我都听她的（笑）。我每做一笔生意，她都要问我合法不合法。我记得九十年代，我在海南做的一笔生意赚了十几万，按照40%的税率，主动向税务局交了7万块，税务局要退给我，我还交，那张税单我到现在还保留着。我母亲跟我说“非交不可，退给你，你也要交”。税务局的人都问我“是不是出事了”，我说“如果不交，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搁在那个年代，7万块能买一室一厅的房子。
但我觉得我母亲说得对，这样比较踏实。我要是想发财早就发财了，我有很多发财机会，都放弃了。来路不正的钱不能拿，我要保证我的清白，政治、经济和生活上的清白。可能有人会说我这个人过时了，不适应这个商品大潮了，我也无所谓。我以前和另外两个作曲家去谈业务，一听到他们谈钱我就很不舒服，就想走了，别的作曲家骂我，说你不谈钱，你写什么歌呢，我说光有钱，就写得出歌吗。我的清高就体现在这里，我的作品是永恒的，金钱如粪土。
还有一件事，以前我们住在她单位分的房子里，三十多平，地段很好，还朝阳，我从两岁到二十多岁一直住在那里。1982年，我母亲主动要求换了一套二十多平的破公房，她说压力比较大，想换个环境，怕被人看不起，具体我也没再多问，怕再给她增加负担，换的房子地段很一般，这点我很反感，亏本的呀，但我还是听她的话。
母亲的病危通知书 ©周威
有媒体报道说我一直没有结婚，是受我母亲影响。不能这么说，是我自己好高骛远，高不成低不就，要是找个普通工人或者职员，我早就结婚了。
我曾经追求过某位歌唱家，写了100多封信给人家，因为写得太好，她都不肯还给我了，但我们没有在一起，她是这样回复我的：周威同志，你的真诚我知道了，但是我们不适合，事业上有需要，我一定帮助你。
后来，她在我的作品音乐会上，一个人唱了三首大歌。现在想想，觉得青春真好，可以不考虑其他任何事。哪怕一夜不睡觉，也不觉得头痛，哪怕地上有烂泥，坐上去也不嫌脏，哪怕自己穷得一分钱没有，也敢追求我的爱人。
除此之外，我也有过一些其他恋爱经历，都不大成功。有个女朋友说到结婚要和母亲分开住，我反感，我母亲也反感。她反感是因为害怕失去我，我反感是因为觉得不能为了小娘忘了老娘。还有的女孩子不大优秀，我母亲不大高兴。
我自己没有所谓的标准，就是看眼缘，爱情是没有固定模式的，我母亲以前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找个会过日子的”。她没有催过我，觉得宁缺毋滥。很可惜，我可能这辈子都结不了婚，就算结婚，她也不能参加我的婚礼，看不到未来的儿媳妇了。
今年我70岁了，但心里依然有对纯真爱情的憧憬，我也希望有个人能爱我、理解我、支撑我。年龄和爱情没有关系，一个60岁的老人也可以爱上18岁的少女，婚姻法只规定了年龄的下限，没有规定上限。
“至暗时刻”
5月16日，听说被要求搬走，我母亲在酒店摔倒，导致脑出血、脑积水、脑中风，肋骨断了6根，两边颧骨也摔坏了，大小便失禁。而且她的状态很不稳定，天天出问题，前两天吃不进东西，后来又呼吸急促，每分钟三十多次。住院到现在，医保显示花了十多万，我自己花了七八万。我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养老金，我每个月4000，我母亲5000，也能通过以前写的作品收到一些版权费，但不多，最近有家出版社用了我一首歌，只有300元。我的积蓄已经快用完了，再拖一拖，就被拖垮了。医生让我保持手机通畅，随时准备办后事，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我们没有其他亲戚朋友，没人能帮我。
我现在很沮丧，就像那部电影的名字，“至暗时刻”。因为我的主心骨要没了。其实灵魂上我已经失去母亲了，我们无法交流了，她只剩下一具躯体了。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灾难，以前我们每天要讲两小时话，吃饭、睡觉、工作、学习都会跟她“汇报”，就是谈家常。人的感情是一口井，井水满了要舀出来给人喝，没人喝这个井水，你说这个井难过吧，真可怕呀。
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因为以前往往是物质或者名誉上的事。而且我也老了，社会氛围也在变化，理解我、支持我的人少了。我最怀念九十年代，那时候的环境最宽松，人际关系最简单，办事情最高效。我记得我去找一个老板，他都不认识我，也愿意接待我，当场成交了20万生意，搁到现在，别说20万，两万都不给你，也没有老板会见你。我后来把公司注销的另一个原因，是做生意开始要疏通关系了，请吃饭、塞红包、给回扣，我不愿意这么做。
我宁可少活两年，也希望母亲能恢复健康。最近我还收到了旅行社发的信息，说“亲爱的周威老师，我们恢复国际旅游了，欢迎您跟您的母亲来玩”，我看到之后啼笑皆非。
我最大的遗憾是没带母亲多玩几个国家，从1996年开始，我经常带她去全国各地旅游，我病退之后，也一起旅居过好几年。出去旅游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带着老婆和小孩，很少有人带着母亲的，就算有，她们也几乎都是小孩的陪衬。所以大家都给我点赞，一开始说的是“不容易小伙子”，后来是“不容易老先生”，从小伙子到老先生，我完成了角色的转变。
周威与母亲的旅游照片 ©视觉中国
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北京、南京、青岛、桂林、烟台、威海，整个浙江省都去了，福建和广东也去得比较多，还去过日本和韩国。我母亲比较喜欢寺庙，见庙就拜，见佛就烧，比如杭州的灵隐寺，南京的灵谷寺。我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除夕，我们在镇江一家宾馆吃了年夜饭，它是个旋转餐厅，镇江过年是不放炮仗的，我母亲那天很开心，因为很太平、安静。第二天，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沿着镇江小街转了一圈，中途看了部电影，叫《春风得意梅龙镇》。后来，我们乘快艇游览了长江，又去爬北固山和金山，在山上吃了碗泡面，又香又暖和。多少年过去了，甜蜜依然在心头。
以后她不在了，我要把她的骨灰带到她想去但没去的地方，比如法国巴黎、意大利威尼斯。我还要去法院起诉古井假日和汽车城瑞立两家酒店，如果能有一笔赔偿，我要为母亲成立慈善基金，帮助更多像她这样的高龄失能老人，这样她的生命就能延续了。
最近我就做这么几件事：照顾母亲、跟一些朋友打电话、看电视、写举报信。
周威写的举报信 ©周威
一般我上午就待在酒店打打电话，中午去医院看母亲，下午和医生沟通，回来之后做一些内务工作，洗衣服和收拾房间，然后看看当天的新闻，上海的三家报纸我必看：解放、工会和晚报，央视的新闻我必看，还有几个大网站：腾讯、网易和搜狐。
我有一张表，上面有十来个人的电话，有电视台记者、文旅局官员、我的同学、母校老师，也有音乐届人士和普通退休工人，今天张三明天李四，排队给他们打电话，每个星期至少打一次。和他们谈谈苦衷，听听他们的意见，也是种灵魂的沟通和宣泄，不然我要憋死了。
前些天我和一个同学打电话，他结婚了，有女儿，也有外孙女。在这方面，我不遗憾。人有两种延续。一种是通过生育延续，就是结婚生子。另一种是灵魂的延续，这个只属于搞创作的人，虽然我后来没再写歌，但搞大型活动也是创作。既然上帝把这个机会给了我，我就要拼命地留下自己的灵魂，包括和你谈话，也是这个目的。生育延续我已经做不到了，灵魂延续我还有希望，也是这个信念支撑我应对遭遇的一切。
作者 | 肉松 编辑 | 江臾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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